如果你�妳像我一樣，因不久之前的課綱爭議，時而熱血沸騰，時而困惑失落，且不時地回溯自己的國中與高中教育，慨嘆著昔日黨國不分的教育體制是如何地誤人子弟�子女，「環境史導論」並不試著「矯正」各位現在想必混亂不已的「史觀」。更具體地說，若你�妳需要一個課程，讓你�妳得以正確地了解過去數百年曾統治臺灣的政權與它們的身世，「環境史導論」將不會是你�妳的最佳選擇。與其聚焦在這個島嶼上來來回回的政權與族群—或者，更寬廣地說，與其聚焦在任何以當前的國家或國族認同邊界上來來回回的政權與族群—「環境史導論」更關心花草樹木鳥獸蟲魚，以及我們熟知的「現代世界」是如何在人類與這些非人行動者之長時期與跨區域的互動過程中浮現。

做為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的顯著分支，環境史與六零至七零年代橫掃歐美社會的環境運動有著密切的關係：1962年，生物學者卡森（Rachel Carson）發表《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引起社會對環境污染的廣泛關注；1968年，經濟學者哈定（Garrett Hardin）發表〈共有地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悲觀地預言若無國家與市場的規範，地球的自然資源終將被人類消耗殆盡；若合符節的，同樣在1968年，生物學者恩利希（Paul Ehrlich）發表《人口炸彈（The Population Bomb）》，預言在十年內將會有千萬人死於饑荒。歐美社會對於環境議題的省思於1992年里約熱內盧的地球高峰會達到高峰。逾一百五十個國家簽署了「生物多樣性公約」、「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二十一議程」等文件—生物多樣性、永續發展等也從此成為琅琅上口的詞彙。不過，當「環境」或「自然資源」引發跨領域的學術關注與爭辯時，一連串艱難的問題接踵而至：到底什麼是「環境」？什麼又是「自然資源」？當研究者試著以多樣的研究工具與視野闡明環境之於人類社會與文化的影響時，該如何避免落入環境決定論乃至於與環境決定論息息相關的種族主義？以生態學等環境科學來探索人與自然在長時間尺度的互動關係自然有其必要—但什麼是生態學或環境科學？考慮到冷戰期間科學展現令人驚恐的破壞力，科學知識本身似乎有必要被細細地拆開檢視。

相較於臺大類似的課程，「環境史導論」的特色在於其時空的縱深。從距今約兩百五十萬年至一萬一千年前的更新世（Pleistocene）出發，我們將一路往下追溯至十八世紀至今的「人類世」（Anthropocene）。我們不僅會討論智人（Homo sapiens）的演化，以及該物種與環境間的互動如何創造了所謂的「文明」；我們也會針對這群「文明化」後的智人如何在十八世紀以降發動了工業化，乃至於建立「資本主義」此生產模式，從而激烈地改變了地球環境，讓當前的地質學者陷入究竟要不要讓「人類世」列入正式地質年代的爭辯。結合考古學與歷史地理學的視野，「環境史導論」邀請各位同學一同來省思人類做為一個物種的過去，並據此思考我們到底有沒有—或者需不需要—一個共同的未來。